从六朝开始，中国古代隐士的生活朝着文人化及名士化方向发展，隐士在身份上与文人、学者、名士、高僧、高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人们称呼精英人士为“士”，他们承载着知识与价值传承的重任，所以儒家说:“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对士来说，社会提供晋身的道路只有“仕”一条，所以才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说法。但在中国古代，大量的士选择了仕之外的另一条道路，就是“隐”，成为隐士，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“隐逸文化”。隐或隐逸的价值不在于反社会或反文化，而是一种心态，一种生存方式的呈现。隐士也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怀或责任，而是以一种低调的姿态注视着社会，以一种疏离的心态参与着文化的创造。
在古代士人的知识话语中，“山林”象征着归隐，“庙堂”象征着官场，但中国古代隐士并不是离开了“庙堂”就逃避到“山林”中，而是徘徊于“山林”与“庙堂”之间，所谓“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阙之下”，又所谓“圣人虽在庙堂之上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”。中国古代隐士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。

有钱有闲方可“隐”
到了六朝时代，受到魏晋玄学中“得意忘言”思想的影响，这时隐士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就隐逸而言，“得意忘言”不再要求隐士非要在物质环境极其恶劣的山林岩穴中避世隐居，只要有一颗超越世俗的心，保持隐者的疏离心态，在城市中也可以隐居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市隐”。“市隐”是相对传统的“林隐”或“岩隐”而言的，用当时人的话就是:“小隐隐陵薮，大隐隐朝市。”
除了“市朝”以外，六朝隐士中还流行一种所谓“通隐”的生活方式，所谓“通隐”的人都有良好的文化修养，虽然高尚不仕，但已经放弃了传统隐士艰辛的生活方式，乐于与达官贵人交往。这种新式隐逸生存方式，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称为“不遁世的逸民，不尝艰辛的隐逸”。隐逸看重的更多是自我的感觉，而不是外在的形式。
不但隐士不必栖遁山泽，就是做官也照样可以“隐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朝隐”，东晋时的名士刘是位典型的“朝隐”式的人物，一边做官，一边做隐士，当时人称他“居官无官官之事，处事无事事之心”。可见他是抱着隐士的心态去做官，用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，用无为之心为有为之事。南朝时，隐居茅山的著名隐者陶弘景，在修道炼丹的同时，关心社会的发展，与皇帝梁武帝互动频繁，武帝每遇大事，便派使臣前往茅山，向陶弘景咨询问策。久而久之，人称陶弘景为“山中宰相”。
到了唐代，出现了所谓的“吏隐”、“中隐”之说，完全将隐逸与为官融为一体，著名诗人白居易是这方面的代表，他《中隐》诗云:大隐住朝市，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嚣喧。不如作中隐，隐在留司官。似出复似处，非忙亦非闲。不劳心与力，又免饥与寒。终岁无公事，随月有俸钱??

白居易诗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，一个是“闲”，一个“俸钱”。在白居易观念中，一种“既有钱又有闲”的生存方式就是“中隐”，“闲”避免了内心的烦躁，而固定的“俸钱”则免于隐居造成的经济困顿。这已经可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“接轨”了。曾经隐居过的元代大儒许衡说:“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。苟生理不足，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。”隐居和“治生”(用今天的话是“丰富物质生活”)已经不矛盾，甚至“治生”已成为隐居的基础。可见，六朝以下的隐居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隐逸完完全全成了一种心态，一种生存方式，不再注重形式，更看重的是个体自我的感受与内心的闲适。

文人名士更善“隐”
也就是从六朝开始，中国古代隐士的生活朝着文人化及名士化方向发展，隐士在身份上与文人、学者、名士、高僧、高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中国隐士不再是先秦那些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模糊形象，而是一个时代最具风范的文化代表。

1960年南京西善桥出土了六朝时期的“竹林七贤”(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向秀、王戎、阮咸、山涛)砖画，虽经历史云烟的剥蚀，但我们仍能通过斑驳的画面看到魏晋名士风度代表人物“竹林七贤”的神态，他们或饮酒，或长啸，或弹乐器、或冥想，让我们想像到他们隐居河南山阳竹林中谈玄论辨时神采飞扬。“竹林七贤”的玄学与文学表现出的文人气与名士气，像嵇康的《广陵散》一样一直回荡在历史间。

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”这是唐代王维眼中的隐居生活。王维40岁还在为官时，就开始了亦居亦隐的生活，先是在长安郊外的终南山隐居，接着经营蓝田别墅，陶醉于辋川山水，与友人裴迪浮舟往来，弹琴赋诗，啸咏终日，留下了千古绝唱《辋川集》。晚年，由于“安史之乱”对心灵及仕途造成的挫折，王维的心更加沉寂，也越来越沉浸到隐逸世界中去。王维的隐居生活和他的诗可以用一个“澄”字来概括，散发着浓浓的禅味。

被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(the Beat Generation)及“嬉皮士运动”(the Hippies)视为鼻祖的唐代诗人寒山也是一位隐士。寒山晚年隐居在天台山中的“寒岩”。他戴着用桦树皮做的帽子，衣衫破旧不堪，拖着大木屐，容貌枯槁，或长歌徐行，或叫噪凌人，或望空独笑，或沉思玄想，或望空谩骂。他经常遭到山中僧人的持杖逼逐，他却抚掌大笑。他写道:“世人欺我、害我、打我、骂我、骗我，如何处之?禅师答曰:只管任他、凭他、远他、莫要理他，再过几年看他。”寒山这种近似疯疯颠颠的人生形态，其实是参透人生的表现。

死后被谥为和靖居士的林逋一生与官场无缘，他40多岁时结庐于杭州孤山，从此20余年足不及城市，放浪于湖光山色之间。他终身不娶，以种梅养鹤为乐，时人说他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。他常驾小舟遍游西湖寺庙，与高僧诗友往来。每逢客至，家中童子便纵鹤放飞，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。他爱梅，为梅写过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这样的佳句，而他的人生也像诗中的梅花。

总之，在保持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清高的同时，六朝以后的中国隐士的生活越来越文人化与名士化，并逐渐形成中国隐士文化的特质。

“隐”亦有使命
中国古代隐士虽处在社会的边缘，但他们从未放弃文化传承的责任，以文学艺术创作以及教育实现自己作为士的身份，《南齐书·高逸传序》说得好“含贞养素，文以艺业。不然与樵者之在山何殊别哉?”也就是说，传递文化就是他们的“职业”，不然与山中的樵夫有什么分别呢?国学大师钱穆说:“他们(隐士)之无所表现，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??这是天地元气所钟，文化命脉所寄。”(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)中国隐士中出了很多的诗人、艺术家、学者、教育家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，这与自由而恬淡的隐士生活密不可分。

东晋隐士许询是著名的玄言诗人，被称为“一时文宗”。梁代隐士陶弘景特爱松风，庭院皆植松，每闻其响，欣然为乐。他的诗也清新可爱，如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与君”(《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》)。他同时也是个书法家，梁庾肩吾《书品》说他的书法“仙才翰彩，壮于山谷。”再如东晋隐士戴逵是一位艺术全才，“善属文，能鼓琴，工书画，其余巧艺，靡不毕综”(《晋书》本传)。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与古代士大夫崇尚自由的隐逸生活关系密切，并且很多山水画大师，如五代时的荆浩、关仝、李成、范宽都是隐士，他们的山水画也大多以他们的隐居生活为题材。

郑玄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大儒，他也是一位隐士，客耕东莱时，跟他从学的学生已达数千人。晋代隐士雷次宗，在首都建康鸡笼山开馆授徒，学生百余人。南朝隐士沈麟士，隐居吴差山，讲经教授，从学者数百人，当时人为之语云:“吴差山中有贤士，开门教授居成市。”隋代大儒王通在隋朝末年隐居家乡授徒，往来受业者多不胜数，据说有千余人，唐代的很多名臣都是他的弟子。宋代的许多理学家也多是隐士，或过着隐居生活，如理学大师朱熹一生在朝不过46日，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创办书院，授徒讲学。

超时空的现代意义
在古代，隐士一直处于主流社会之外，其价值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完全认同，不过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中国古代隐士的生活却显出超载时空的现代意义。在崇尚个性，崇尚绿色的今天，隐士的生活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。

中国历史上一直涌动着一股希企隐逸的热潮，同时也存在着大量形形色色的隐者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这主要因为古代处于官场、名利场中的人，在隐士身上看到了希望的生存方式和理想中的生活。那么，中国古代隐士生活中有哪些价值可供现代人汲取?

独立。中国古代的隐士无不追求个性的自由，性情的无羁，厌恶官场的虚伪与社会的压抑，追求自我的生活。他们希望像鸟儿一样回到山林中自由地歌唱，希望像鱼儿一样在水中无拘地游荡。

求真。曹植《辨问》说得好:“君子隐居以养真。”张华《招隐》诗也说:“隐士托山林，遁世以保真。”现代社会到处充满了“异化”，人性不断被扭曲，隐逸可以使我们保持人性的本真。

率性。“性”是个性，也是性情，率性就是一种内在超越精神，超越这个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价值，做最性灵的本我。

适意。现实生活就像陶渊明所说的像一张巨大的“尘网”，落入其中，人只能随波逐流，人生的乐趣一点点流失。隐居可以使我们挣脱这一切，做到陶渊明所说的“但使愿无违”。

闲适。闲不仅是身闲，更重要的是心闲，也就是陶渊明在诗中反复歌唱的“灵府常独闲”或“心有常闲”的状态。忙碌的工作，飞速的效率，让现代人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，去隐居一阵吧，体会一下难得的从容与闲适。

在高度程式化的今天，每个鲜活的个体都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“单向度的人”(One-dimensioned man)，而隐逸情怀则为我们提供一片了精神的港湾，得以在其中诗意的栖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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